正当防卫作为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，其“大结局”往往牵动社会神经。从法律层面看，正当防卫的结局并非简单的“胜诉”或“败诉”，而是对行为合法性的一锤定音。根据《刑法》第二十条，正当防卫需满足“不法侵害正在进行”“防卫手段必要”等要件。2020年昆山反杀案中，于海明的无罪判决正是这种“大结局”的典型体现——法律最终认定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，不承担刑事责任。
然而现实中的“大结局”常伴随复杂争议。山东“辱母杀人案”一审无期徒刑的判决曾引发舆论哗然，二审改判防卫过当则折射出司法裁量的平衡艺术。这种“大结局”背后，是法律条文与社会伦理的激烈碰撞。防卫限度如何界定？法官往往需要综合考量侵害强度、防卫时机、手段对称性等要素，这使得每个案件的结局都具有独特性。
从社会学视角看，正当防卫的结局反映社会正义观的变迁。2018年最高法发布指导案例后，“法不能向不法让步”原则强化了对防卫者的保护。但公众更关注的是：当深夜遭遇入室抢劫，当家人面临生命威胁，法律能否为勇敢者兜底？这种对“大结局”的追问，本质是对司法系统维护正义能力的检验。
真正有意义的“大结局”，或许不在判决书里，而在公民心中。当见义勇为者不再担心“打赢坐牢，打输住院”，当正当防卫条款成为恶行震慑而非行为枷锁，才是这个法律概念最圆满的结局。正如罗翔所言：“正义不仅要实现，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。”每一次正当防卫案件的公正裁决，都是法治文明进步的刻度。
